　　由一个地方召会供给的全时间者，无论他们在那处召会所在地或在另一地作工，总该与供给的召会维持美好的接触与交通。他们绝不该独立或单独行动，总该在交通的原则里行动并行事。照着主带领有关全时间者的安排，接受供给的人不是受雇于供给的召会。他们不是召会的雇员，召会也不是他们的雇主。不管全时间者在那里作工，产生全时间者的召会都该顾到他财物的供应，直到那召会不再有负担这样作的时候。受供给的全时间者该与供给的召会有不间断的交通，让召会知道他们在那里，以及他们在作什么。

　　我们必须领悟，我们的生活都是凭着信；主若取去我们供给的依据，我们就无法生活。凭信而活有不同的方式。服事者由召会供给，无论是由原出的召会或另一个召会供给，都该视为在主里凭信而活。我认识一个人是借着另一位弟兄的供给而事奉主，那位弟兄明确的应许要供给这位工人一生之久。这也是凭信而活。在我们早期，倪柝声弟兄、我和许多其他的人，没有召会或某人明确的供给我们，我们也没有任何积蓄或来自家人的产业。我们乃是绝对倚靠主；有时主使用召会给我们一些供给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，我们所服事和作工所在的召会，没有一个提供明确、定时的供给。但是战后工作增加并扩展到一个地步，上海召会才指定一笔专款为着在众召会作工的人。那时我一个月里三周在上海作工，一周在南京。有时我访问南京，召会就给我馈赠，但这不是固定的。然而，在上海的召会每月给同工们馈赠，这足够充分的供给同工们。此外，有时我会从其他召会和个别圣徒得到馈赠。

　　因为所有这些安排都在主主宰的恩典之下，我们就凭信而活。也许某个召会没有能力为一位工人提供足够的供给。这显示甚至召会为人提供供给的能力这件事，也在于主的主宰，并借着我们的信心。因此，我们必须相信主的供备。（太六25～34。）我们没有绝对雇用人员的一套确实制度，也不付薪水。然而，在公会里不同。公会雇用传道人，会就着他的薪俸达成协议。这可视为一种聘雇，其中一方是雇主，另一方是受雇者。这么作不需要任何人凭信而活。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不这样作。我们是实行借信凭主而活，然而是以不同的方式来作。

　　我们需要记得，我们是软弱的人，信心程度各有不同。（罗十二3。）以上所提的事例中，一个人承诺不断地供给一位工人，使他能一生事奉主。然而，在主的主宰之下，作出承诺的人也许会失去他一切所有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不但不能供给工人，他自己也需要从别人得帮助。然而，工人生活的源头仍会存在，因为源头是主的主宰。这位工人该祷告：“主，感谢你，你主宰的预备了这样一位一直顾到我生活的弟兄。主，祝福他的家，也祝福他的事业。”这也是凭信而活。因此我们说，凭信而活有不同的方式。

　　我们主要是借倪弟兄学到所有这些事；他为我们立了榜样。因为我们生在基督教里，是第四代基督徒，我们知道许多关于基督教的事。然而，我们所看见的，都仅仅是公会的作法；我们没有看见多少凭信而活的榜样。甚至在中国的弟兄会，也没有像他们在祖国那样实行凭信而活。弟兄会传教士认为中国人没有能力学习如何凭信而活。因此他们自己凭信而活，但他们雇用中国妇女作“女传道”，带着圣经访人传道。照弟兄会的实行，传道人该凭信而活，但他们每月给这些妇女固定的金额。同样，他们也雇用男人作传道人，规律的给他们薪资。

　　令所有传教士惊讶的是，一个年轻人—倪柝声—在一九二〇年被兴起，他能把圣经解释得比他们更好。一九二三年，倪弟兄出版一分刊物，名为“复兴报”；一九二五年，他开始出版另一分刊物，名为“基督徒报”。这些刊物令传教士震惊。他们不知道这样一位“本地人”是谁。他们发觉这人不但认识圣经，也知道慕安得烈（Andrew Murray）、盖恩夫人（Madame Guyon）、潘汤（D. M. Panton）、宾路易师母（Mrs. Jessie Penn-Lewis）、和郭维德（Robert Govett）的著作。有些传教士甚至未听过郭维德，但这名年轻人翻译了他的文章，并引用他的书。这名年轻人也凭信而活，不是笼统的，乃是以专特和单纯的方式凭信而活，除了倚靠主自己以外，他不倚靠任何方法。

　　倪弟兄自己是以和受恩教士（Miss M. E. Barber）作榜样；她对主有绝对并单纯的信。倪弟兄不但视她为榜样，也追随她。起初，和受恩是圣公会的传教士，被差遣到中国。与她同作传教士的人嫉妒她，并捏造严重的指控，使她从差传地区被召回。因为她读过宾路易师母讲基督主观之死的著作，并学习背十字架，她就不说一句话针对那指控表白自己。到一个时候，差会的董事会主席知道了和受恩教士受到不实的指控，决定差遣她回到中国。然而，她一直等候主直到那时；被发现无罪之后，她觉得自己得了释放。她向差会请辞，决定远离任何公会，为着主的权益回到中国。她定居在倪弟兄的家乡福州的郊区，在那里凭着对主的信而活。

　　潘汤是郭维德属灵上的继承人，有负担供给和受恩教士，但他没有承诺供给她。和受恩教士在中国凭信生活的期间，从不让任何人知道她的需要。那时许多商店允许顾客赊账，一年只要付款三次。按中国人的习惯，所有账单必须在年底付清。然而，有一年到了年底，和受恩教士发现她还缺一百二十元。只剩两天就到农历年了，她为这需要迫切向主祷告。那年的最后一天，一笔来自伦敦潘汤的汇款透过在福州的英国银行送达。潘汤寄到和受恩教士账户的金额，正好是一百二十元。这是和受恩教士单纯相信的结果。

　　那时有六十多位年轻弟兄姊妹接受和受恩教士的帮助。她在主里很深，并且极其严格，经常在许多事上责备年轻的信徒。不久之后，这些年轻人多半不再去她那里。唯一继续去见她的人就是倪柝声。他向我作见证，每次他拜访和受恩教士，她的责备就洁净他并帮助他。和受恩教士没有建立会所或礼拜堂。她只有一处住所，人就到那里接触她。她在中国所有工作的结果，也许只产生一个人—倪柝声。一九三〇年她离世与主同在，把遗物都留给倪弟兄，包含她的旧圣经连同她一切宝贵的注解，此外就没有什么。

　　倪弟兄出版的期刊“基督徒报”，每年十二期，寄给订阅者，收费一元。他要求订阅者付费，因为他有负担出版关于召会和公会的真理，而他觉得不该等候收到一定数量的钱再出刊。倪弟兄的另一分期刊“复兴报”，内含的文章是讲更深和更属灵的事。他凭信出版这分期刊，不要求订阅或付费。任何人索取，他都免费送出。借此我们能看见他实行上不同的方式。

　　为着扩展主的恢复，我们需要全时间者。一个人决定是否要全时间服事，该考量他是否能以不同的方式顾到自己的生活，如借着承受产业、供给的召会、一些供给的圣徒、或者只凭对主单纯的信。无论在哪里，有二十位圣徒聚集在一处，他们当中就有一位能借着其他十九位的供给而全时间服事。若是可能，产生全时间者的地方召会该顾到他的需要，不论他有负担在那里为主作工。这些不是规条，乃是在于主的引导。产生全时间者的召会若觉得没有能力给予供给，可以停止供给。于是那处召会所产生的全时间者，就必须考虑是否该继续全时间服事。

　　我们在任何一个城里作工，目的都是要在那里兴起地方召会。我们作工不是仅仅要得着灵魂。我们的负担是要帮助人得救、受浸、借着家聚会得造就、并借着小排聚会受教导，好将他们聚在一起，并帮助他们兴起来成为地方召会。有些圣徒长大到某种程度之后，可以拿起负担将主的恢复扩展到另一城市。移民到另一城市的人要传扬福音，设立家聚会，并带进新人，直到地方召会逐渐在那里被建立。这意思不是说，新的地方召会隶属于来开展之圣徒原出的召会。我们不实行“总会”的作法。反而，所有的召会都在同等的地位上。然而，产生人的召会若有负担，一些来自那里的人可以到新的地方去，照顾那里的圣徒。众召会当中没有组织。我们只是在身体里作工，有充分、正确和足够的交通。

　　新开展地的圣徒人数达到相当数目时，全时间者就可以与他们交通、祷告，并与差遣他们之召会的长老交通、祷告，好定出合式的时间，在那个新的地方成立召会。我们不该只因为那里仅有少数几位圣徒，就迟疑不成立召会。我们若不认为这少数几位圣徒是召会，那么他们是什么？称他们为召会是合乎逻辑并合乎圣经的。我们也不该说，新人太年幼或不老练，不能成为召会。这是犯了到中国来之传教士的错，他们认为中国人程度太低，不能凭信而活。这样认为并不正确。人得救并受浸之后，就成为召会的肢体。照着使徒行传，无论在哪里，保罗传了福音，召会就被建立。认为某地信徒太软弱或太幼嫩，以致不能成为召会，这不合真理。无论他们幼嫩与否，都是基督徒，并且身为基督徒，他们就是召会。他们若幼嫩并软弱，我们必须借着我们的交通竭力帮助他们。

　　兴起新的召会之后，全时间者必须考量他们对新开展地之圣徒的责任是什么。他们可以留在那地帮助圣徒，但他们若觉得自己在那里的责任已尽，就可以离开，到他们觉得受主引导要去的任何地方。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、路司得和特庇建立召会并选立长老以后，回到安提阿，又从那里往耶路撒冷去对付割礼的问题。（十四20～26，十五1～2。）然后在十五章末了，保罗对巴拿巴说，“我们要回到从前宣传主话的各城，看望弟兄们的景况如何。”（36。）这指明保罗对那些新的召会仍有很深的关切。在帖撒罗尼迦建立地方召会之后，保罗离开那地，但他仍写两封书信给圣徒，再次指明他仍对他们有负担。同样，全时间者必须考量并祷告，看主是否给他们负担留在一地，承担责任帮助圣徒。然而，他们不可留在那里像是传道人或牧师。他们只该作为基督身体的各部分，依其度量尽功用。（弗四16。）

　　全时间者不在新的召会中作长老比较好。从起头他们就该考量新人当中的情况，决定谁有潜力作长老。倘若有一位移民到新开展地的人自然而然成为那里的长老，新人对召会的负担就可能减弱，并认为领头的人是传道人，他们自己只是在长老的教导和传讲之下一群会众里的成员。他们若有这样的想法，就不会好好尽功用。即使一地只有两三位弟兄，我们也需要训练他们，并鼓励他们领头。我们不该替他们作事，反而该教导他们与我们一同作这些事。这是上好的路，且是合乎圣经的路。我们无意要出外福音化台岛的全时间者留在一地，在那里作长老。他们反而该帮助新人领头，留在那里的全时间者只是帮助他们。此外，有些较年长和较老练的同工可以探访那些新的召会，在他们那里开小型特会。

　　我们传主的福音时，必须不偏待人。（参徒十34～35，罗二11，弗六9，彼前一17。）我们该看所有的人—犹太人、希利尼人、高阶层、低阶层、受高等教育的、或未受教育的—都在同样的水平上。偏袒人是堕落的观念。区分圣徒的语言是对的，因为我们必须为他们预备合式的材料，但除此以外，我们该避免谈论各人的身份。这全然违反主的心意。在祂的心意里，祂同等的宝爱所有的人。徒十三章说到在安提阿召会里的五位申言者和教师。那五位代表好几种人，包括犹太人、外邦人、非洲人、和来自希律家的人。我们必须对所有不同的人一视同仁，在他们当中没有任何偏待和偏爱的情形。倪弟兄向我们清楚指明这点。

　　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，那城是在希腊这有高度文化的国家里的一座文化城。然而，他说，“弟兄们，你们看你们蒙召的，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出身尊高的也不多；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那有智慧的羞愧；神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”（林前一26～27。）在哥林多人当中，出身尊高的或高贵的不多。也许较低阶层的人比较容易被主耶稣和召会抓住。倪弟兄告诉我们，对于富有的人或有名望的人表现出特别的尊敬，乃是羞耻。问候一位银行经理，却不问候一位清道夫，乃是羞耻。倪弟兄教导我们，问候清道夫更要热切。